——写在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实施第二个年头
自2025年5月20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》正式颁布实施以来，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保障体系持续完善，平等保护、公平竞争、守法经营、依法维权的营商理念落地见效。步入法律实施的第二个年头，各地持续深化国企混改实践，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深度融合、优势互补，激活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。在混改常态化推进的大背景下，民企股东规范、有序、公平、法治退出，已然成为检验混改成效、衡量民营经济法治营商环境、稳定市场主体信心的核心标尺。破解混改企业民企股东退出难题，厘清市场经营与违法违规边界，健全法治化退出机制，是当前深化混改、护航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。
从“能进”到“善退”：混改退出成为民营法治环境重要标尺
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，是盘活存量资产、优化股权结构、激发企业活力的重要路径。长期以来，大量民营资本参与国企混改，以资金、技术、市场资源助力传统国企转型升级，在完善公司治理、拓展业务渠道、提升经营效益上发挥重要作用。从资本引入、治理参与、经营共建到股权退出，完整的市场闭环是混改行稳致远的基础。
随着混改进程不断深化，行业认知逐步从“重引入、轻退出”，转向“有序参与、规范退出、进退畅通”的全链条法治化治理。民企股东合理退出，是市场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正常现象，也是保障资本流动性、激发市场活力的必然要求。混改企业民企股东能否平稳、公平、依法退出，直接关乎民营资本投资信心，也是衡量一地营商环境法治化、市场化水平的重要标杆。只有构建权责清晰、流程规范、争议可控的退出体系，才能破解民营资本“入场易、退场难”困境，让民营资本敢投入、能退出、有保障，充分释放混改制度红利。浙江巨化集团下属巨仪公司叶某某的争议事件，正是混改股东退出环节矛盾集中显现的代表性样本，折射出混改实践中亟待厘清的现实难题。
审视现实困境：混改股东退出两大突出法治堵点
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实施第二年，护航民营经济发展的法治成效持续显现，但混改企业民企股东退出仍存在不少现实困境，市场化退出存在机制堵点、法律适用存在难点、权责界定存在疑点，影响混改公信力与市场稳定。
（一）主体身份认定机械化，滋生无辜刑事风险
混改企业兼具国资监管要求与民营市场化经营特征，股权结构多元，治理模式复杂。在股东退出清算、股权交割、利益结算过程中，部分场景出现身份认定机械化、责任追溯扩大化问题。部分认定未充分兼顾混改企业的特殊性，简单套用纯国资企业标准界定民企股东权责，对股东的投资、经营行为过度追责。企业内部管理一旦出现分矛盾与分歧，容易将正常经营决策问题，内部机制问题，转化为股东履职违法的指控，致使民企股东正常退出背负刑事风险，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。
以巨化集团巨仪公司为例，该企业2005年完成国企改制，全体职工买断工龄，解除原有国企编制。叶某某作为改制出资入股的自然人股东，后续经董事会依据《公司法》聘任担任总经理，并无国资上级组织委派任命流程，人事上已脱离原有国企干部管理体系。在股权整改退出背景下，围绕其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、是否属于监察对象产生重大争议。身份认定直接决定案件管辖、罪名适用与量刑轻重，也是众多改制脱编混改股东共同面临的现实拷问：能否仅依据国有大股东事后出具的情况说明替代党委会决议，回溯认定早已脱离体制的民企股东具备公职身份，直接划定退出过程罪与非罪的边界。
（二）市场化经营遭“秋后算账”，集体决策责任被归责个人
为适配市场竞争，不少混改企业推行销售费用包干、绩效激励等市场化机制，相关举措经过董事会集体审议、形成书面决议，符合公司章程，也经过正规审计核验，属于合规集体经营决策。
但在部分股东退出纠纷中，权责错配问题较为突出：忽视混改市场化治理规则，无视董事会决议、审计报告等关键书证，对企业历史上常态化的市场化经营行为事后回溯追责。将企业集体决策行为、常态化市场化经营开支，片面归责于民营单方股东，扭曲销售费用包干等制度的意义，强行认定为违规支出、资金侵占、非法牟利，否定企业合法治理成果与市场化运营的事实。
巨化集团巨仪公司就面临此类争议。企业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销售包干费用制度，曾助力企业营收突破亿元，属于市场化经营激励，具备董事会决议、上级审核流程、离任审计等书证支撑。但在股东退出阶段，该历史制度被重新定义，出现将集体决策下的包干费用问题归责于自然人股东、拟认定个人侵占的争议。这种脱离企业实际的“秋后算账”，挖坑埋人，混淆市场经营风险与违法犯罪边界，违背权责一致、过罚相当原则，损害民营股东合法权益，也动摇混改合作的信任根基。
回归法治本源：让混改股东退出重回市场与法治轨道
立足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、保障经营自主权的立法初衷，化解混改股东退出矛盾，核心就是让股东退出回归市场规律、回归法治轨道、回归契约精神，构建有序、公平、透明、可预期的法治化退出体系。
首先，坚守法治底线，精准厘清权责边界。严格落实法律对各类所有制主体平等保护的要求，坚持罪刑法定、疑罪从无、过罚相当。清晰区分正常经营风险与违法违规行为、集体决策责任与个人责任、合规经营与非法侵占，杜绝机械追责、扩大化追责、事后追责。
对改制脱编人员身份认定，应当重点核查组织委派、任命备案等法定程序，不能仅凭国有持股比例，或含糊理说明片面之词来推定公职身份；尊重董事会决议、公司章程、审计结果的法律效力，不得随意否定企业合法治理成果，禁止将市场化经营行为随意定性为违法，为民企股东合法退出筑牢法治屏障。巨仪公司叶某某一案暴露出的身份争议、历史制度回溯追责问题，也为同类混改企业敲响警钟：改制背景、任免程序、集体决策文件，均应当作为事实认定的重要基础。
其次，健全市场化退出机制，保障退出公平有序。遵循市场规律与混改合作契约，完善股权退出规则，细化退出条件、估值标准、清算流程、权责划分与争议解决机制，形成标准化操作体系。尊重民营股东合理退出诉求，保障股权定价公允、清算透明、分配公平，杜绝单方主导、强制压价等不公情形，畅通股权市场化流转渠道，实现资本进退有序。
最后，优化争议化解路径，稳定市场预期。建立混改股权退出的争议协调、合规审查、多元解纷机制，针对身份认定、权责划分、账目核查等争议开展专业化研判。严格规范追责程序，禁止脱离事实依据随意追责，切实保护民营企业家财产权、经营权、退出权，稳定民营资本投资信心。
结语：以法治护航混改行稳致远
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，规范退出就是最好的稳企举措。站在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实施第二个年头，规范混改民企股东退出，既是完善国企混改治理、提升改革质效的内在要求，也是落实平等保护、提振民营经济信心、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抓手。巨仪公司这类改制衍生的争议提示我们，混改不只是股权调整，更要尊重改制历史，客观看待改制初期民营股东出资出力盘活企业的历史贡献。
未来，各地要落实《民营经济促进法》立法精神，以有序、公平、法治为标尺，破除混改退出堵点，破解权责认定难点，规范追责执法痛点，构建“准入畅通、经营自主、退出有序、权益有保”全链条治理生态。推动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各尽其能、各得其所、互利共赢，持续释放混合所有制经济活力，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动力。
